科幻学人专辑 | 郭伟：科幻小说中的语言哲思

四十二史

 科幻春秋

科幻小说中的语言哲思

Philosophizing of Languages in Science Fiction

作者简介

郭伟，科幻学者，文学博士，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，科幻文学方向硕导。出版学术专著《解构批评探秘》、文学作品《此系集》（合著）。学术论文刊载于《外国文学》《国外文学》《当代外国文学》《外国文学动态研究》《英美文学研究论丛》《科幻研究学会会刊（SFRA Review）》等。多年来为本科生与研究生开设系列科幻课程。

一、引言

科幻小说作为探索无限可能性的文类，往往会为读者创制出种种奇妙的异质世界。其中有一些作品，描写了某种异质语言，详论其构造、推演其逻辑、想象其对使用者思维方式的影响；抑或有一些作品，在小说自洽的逻辑框架内叙述了语言匪夷所思的效力。

柳文扬（Liu Wenyang）的短篇科幻小说《只需一个字》（“One Word Is Enough”）就讲述了关于异类语言的故事。外星游牧民族沃冈人的语言中没有第一人称单数代词，即“我”。它们只有“我们”这个集体概念，而不知作为个体的“我”意味着什么。也正因此，它们无视个体生命，骁勇善战、所向披靡。后来，被沃冈人俘虏的地球语文教师林明梅教会了它们“我”这个词，于是个体的概念传播开来，原本铁板一块的沃冈世界从此分崩离析。[1] 225-233读罢此作，读者不禁惊叹，语言如此奇巧，一字之差，竟天渊之别。《只需一个字》既展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，又以略带黑色幽默的笔调调侃了语言的功效。这类关乎语言的科幻作品相当有趣，为读者带来了奇妙的体验和别样的思索。本文就由此引申开去，谈一谈科幻作家们是如何用纯熟的语言呈现了语言本身的奇观。

二、语言世界观

即使“古典时期”的科幻作品，也会偶尔探及异质语言的问题。H.G.威尔斯（H. G. Wells）在《时间机器》（The Time Machine）中便提到埃洛伊人的语言：“要么是我疏漏了微妙处，要么是他们的语言过分简单——几乎只是由实意名词和动词构成，好像没有多少抽象词，比喻语言也几乎不用。他们的句子通常非常简单，由两个词构成。我只能表达或理解一些最简单的陈述。”[2] 37小说中所描述的埃洛伊语显然极其简单，相当于儿童语言一般。而据小说的主人公时间旅行家观察，埃洛伊人的认知能力、思维能力和表现能力也的确只具有儿童的水平。当然，埃洛伊人毕竟还是由人类演化而来的，埃洛伊语与人类语言的差别尚在时间旅行家可理解的程度之内。而山田正纪（やまだまさき）《神狩》（神狩り）中所描述的“神”的语言，则完全处于人类的理解能力之外了。

《时间机器》

山田正纪在《神狩》中设定了一种“神”的语言。作为信息工程学家、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的主人公岛津圭助对“神”的“古代文字”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研究。任何一门人类语言都包含与、或、非、若、若且唯若这五个逻辑符号，因为这正是人类大脑的思维方式。岛津却发现，“古代文字”中只有两个逻辑符号。“一方是依靠五个逻辑符号进行逻辑操作的语言，另一方是只需要两个逻辑符号就能进行逻辑操作的语言——真的有贯通两者的基本逻辑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因为从逻辑等级上来说，这差距未免太大了些。”[3] 36-37况且，人类大脑“无法理解含有超过七层关系代词的文章”，而“古代文字”中却包含了超过十三层的关系代词。[3] 39岛津由此逐渐相信，使用“古代文字”的并非人类，而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存在——“神”。作者笔下的“神”却绝非善类，“他”充满了恶意与嘲讽、“把人类当作棋子一样玩弄”。[3] 124这部小说所讲述的便是几位不甘于任“神”摆布的人类勇士，意欲狩猎“神”的故事。

《神狩》

不论《只需一个字》中对“我”与“我们”的辨析，还是《时间机器》中对埃洛伊人语言的评论，抑或《神狩》中对“神”、人语言差异所进行的描述，都不由得令人想起19世纪德国哲学家、语言学家洪堡特（Wilhelm von Humboldt）的“语言世界观”（linguistic worldview）。洪堡特认为：“语言的差异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，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”，[4] 32换言之，“不同的语言也即不同的世界观。”[4] 71语言框定了其使用者对世界的认知和思考方式。因此，“人只能在语言中思维、感知和生活。”[4] 84而每一种语言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分割对象、编排感觉、梳理思想、表称事物，于是便促生了各自不同的世界观。

刘宇昆（Ken Liu）在《思维的形状》（“The Shape of Thought”）中构想了卡拉桑尼人，牠们用语言分割对象的方式就与人类迥异。比如，卡拉桑尼人的手语中并不对颜色作诸如“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”这样的分类，而是按照色谱上“连续变化的深浅差异”来进行更加细微的表达。[5] 15任何语言的使用者都会“不自觉地将语言暗含的预期投射于经验领域”[6] 103。卡拉桑尼人的语言使得牠们对“范畴”“类别”“物种”并不关注，而对事物的独特性和事物间微妙的差异极为敏感。牠们甚至将生与死都视作一系列连续过渡的形式，而非彼此对立的概念。[5] 27这种迥异于人类的思维，无疑源于卡拉桑尼手语独特的认知方式。牠们的语言对世界的分割、编排、梳理和表达，决定了牠们的世界观。

《思维的形状》

在跨文化交流的现实经验中，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往往会误解另一种语言的使用者。这绝不仅仅是信息传达有误或翻译失效的问题，此中涉及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差异。倘若两种语言之间相差甚远，那么其世界观的差异便会相当明显。我们不妨将这一论断推之以极——正如科幻小说所做的那样：如果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彼此全然“非我族类”，那么交流的障碍将是极难逾越的。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（George Lakoff）和约翰逊（Mark Johnson）在他们的著作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》（Metaphors We Live By）中曾举了一个颇具科幻色彩的例子：“想象一个球状生物，生活在非引力环境中，没有任何的知识和经验。‘上’对于这样的生物而言会是什么概念呢？答案不仅取决于这个球状生物的生理机能，还跟它的文化有关。”[7] 58对于生存在引力环境下，采取直立姿态的人类来说，“上”和“下”的概念有着最为直接的身体经验和文化前提。而这种感受与认知世界的方式，很难传达给假想中那种非引力环境下的球状生物。让我们跨越想象力的疆界，进一步设想，二维世界的平面生命体该如何思考和领悟第三维这个概念。即便语言相通，信息得以顺利传达，三维世界的智慧生命又该如何对二维世界的智慧生命解释“向上，不是向北方”[8] 142？这其实正是E.A.艾勃特（Edwin Abbott Abbott）在《平面国》（Flatland: A Romance of Many Dimensions）中讲述的故事。二维生命的语言中并不存在“上”与“下”这样的词汇，因此他们也难以理解“上”与“下”这样的概念，他们观察和理解世界的范围也就只能达及诸如“东”“南”“西”“北”“左”“右”这样的二维方位。

《平面国》

三、语言决定论

语言形式的差异必定会导致“不同的观察行为，对相似的外在观察行为也会有不同的评价”[9] 235-236。语言的范畴、结构、规则决定了语言使用者观察、思考、评价世界的方式。与其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，毋宁说语言就是思维本身。没有语言，思维是无法进行的。这便是“萨丕尔-沃尔夫假说”（Sapir–Whorf hypothesis）带给我们的启示。此假说认为，并非思维决定语言，而是语言决定思维，因此它又被称作“语言决定论”（linguistic determinism）。[①]

那么，掌握一种语言，就不仅仅意味着学会其词汇、句式、语法，更意味着沉浸于此语言的思维方式。撒缪尔·R.狄兰尼（Samuel R. Delany）的《通天塔-17》（Babel-17）可谓是对“语言决定论”颇为生动的诠释。

《通天塔-17》

小说《通天塔-17》在不长的篇幅中，涵盖了海盗历险、军事对抗、间谍暗战、侦凶探密等诸多类型元素。而作品中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核心设定，乃是一种奇特的语言“通天塔-17”。

在未来的星际战争中，惨烈的战火已经蔓延20余年。盟军内部遭遇了一连串严重“事故”的破坏，这些实为敌方袭击的“事故”总是伴随着神秘的无线电信号。被盟军密码研究人员命名为“通天塔-17”的神秘信号，其实并非一套密码，而是一种陌生、奇特的语言。盟军福雷斯特将军委托女主人公瑞佳·王探析“通天塔-17”的秘密，这很有可能成为结束战乱灾难的关键。执此重任的瑞佳·王既是卓越的诗人、天赋异禀的语言学家，也是勇武、智慧、经验老道的太空船长。瑞佳·王通晓多种语言，因此能够充分意识到语言对使用者思维方式的塑造作用。她对医生特姆瓦巴坦言：“大多数教科书上说，语言是用于表达思想的一种手段……可语言就是思维，思维是一定形式的信息，形式就是语言……学习另一种语言就是在学习别人看待世界、看待宇宙的思维方式。”[10] 20此番论断无疑显示了女主人公对语言的机敏感悟与睿智见解。

而随着对“通天塔-17”的进一步了解，瑞佳·王发现这种语言的结构异常紧凑，信息密度极大。[②]以“通天塔-17”思维要比以英语思维更为迅捷、高效得多。在“通天塔-17”的思维状态中，使用者感知、决断、行动的速度与能力都绝非常人可及，外部世界的运转和其他人的言行简直就像慢动作一般。作品中有如下生动的描写：

动作太慢了，她想，他们都在用慢动作移动……左边，卡利说：“坐标是3-B，41-F和9-K，我的动作相当快吧，啊？”可是在她看来时间犹如过了一个小时……孩子们高兴得交头接耳。奇怪，瑞佳觉得他们离得好远好远，他们的话说得很慢很慢。本来用简单的话就能很快讲完的事，他们花了那么多不该花的时间。[10] 108-109

“通天塔-17”赋予了使用者超常的思维能力与反应速度，但与此同时，它却暗藏着另一个更为重大的反常之处。即，“通天塔-17”中没有“我”的概念。“缺一个‘我’字，就失去自我评价的过程，实际上切断了任何符号分析过程”。[10] 180因此，使用者在“通天塔-17”的思维状态中，虽然大大增强了思考和行动的能力，却与此同时丧失了对敌、我立场的分辨能力。居心叵测的敌方正是利用了这一点，使得屠夫和瑞佳·王于不自觉的情况下，倒戈作乱，在盟军内部进行破坏。故事的最后，瑞佳·王和屠夫将“通天塔-17”改造成“通天塔-18”，这个“人类能构思出来的最好的工具”将最终使得双方停战，“把和平的可能变成现实”。[10] 183

狄兰尼在《通天塔-17》中对“语言决定论”的精彩展现，亦见于许多其他科幻作家的作品，如厄休拉·勒古恩（UrsulaK. Le Guin）的《一无所有》（The Dispossessed）、柴纳·米耶维（China Miéville）的《使馆镇》（Embassytown）、特德·姜（Ted Chiang）的《你一生的故事》（“Story of Your Life”）等等。

特德·姜的科幻短篇《你一生的故事》可谓“语言决定论”的另一个完美演绎。《你一生的故事》是一篇想象奇绝而又情感细腻的精彩小说。小说中相互关联的两个故事交替呈现。“七肢桶的故事”讲述了语言学家露易丝·班克斯接触、研究、学习、领悟外星智慧生物七肢桶的语言和文字。“你一生的故事”则是露易丝采用第二人称、将来时叙事，娓娓道来自己尚未出生的女儿一生的经历。正是对七肢桶语言B，即“七文”的学习和领悟，使得露易丝具有了全新的世界观和共时纵观时间轴的能力，从而能够看到女儿“未来”的一生。

《你一生的故事》

小说中的外星人七肢桶，掌握与人类迥异的语言文字。被称作“七文”的七肢桶语言B，塑造了七肢桶种族独特的世界观（和能力）。这种世界观不以因果关系的单向思维来看待事物，而是以一种目的论的方式，将前因与后果看作是相互交织、相互影响的。作者特德·姜对此作了如是描述：

当人类和七肢桶的远祖闪现出第一星自我意识的火花时，他们眼前是同一个物理世界，但他们对世界的感知理解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，最后导致了全然不同的世界观。人类发展出前后连贯的意识模式，而七肢桶却发展出同步并举式的意识模式。我们依照先后顺序来感知事件，将各个事件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因与果。它们则同时感知所有事件，并按所有事件均有目的的方式来理解它们，有最小目的，也有最大目的。[11] 55

因此，在七肢桶的脑海中，“果”和“因”是共现的，“未来”、“现在”、“过去”尽收眼底。正如“七文”那样，整团信息凝结成一个内部交错互通的网络，不论从哪一点开始阅读，都可瞬间一览全貌。以七肢桶的世界观，可以很轻易地看到“未来”。

那么既然“未来”可以“预知”，又如何保证其不被篡改呢？这涉及到语言哲学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——以言行事。

四、语言述行说

语言哲学家奥斯汀（J. L. Austin）的《如何以言行事》（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）将句子分为“述行式”（performative）与“记述式”（constative）。[③]其中“述行句”并不描写或记述任何东西，却是“实施一种行为，或者是实施一种行为的一部分”，而该行为并非只是说些什么。[12] 4奥斯汀给出了一些典型的例子，如：

“我愿意”（娶这个女人做我的妻子）——在婚礼过程中如是说。

“我把这艘船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号”——在轮船命名仪式上如是说。[12] 4

在适当的情境中说出这些句子，就是在实施某种行为，并产生某种效力。述即行，说话就是做事。

按照《你一生的故事》的设定，在“七文”世界观中，一切句子都是述行的。虽然“未来”历历在目，却无法改变。人类所谓的“自由意志”在这种世界观之下是没有意义的。只要能够预知“未来”，就不存在“自由意志”，这是两种不相容的世界观，二者无法被同时采用。严格按照所预知的“未来”行事，乃是一种必须遵守的承诺和必须履行的义务。“对于七肢桶来说，所有说出口的话都是行为性的。它们所说的话不是用来交流思想，而是用来完成行为”，这种言语行为使已知的“未来”渐次变成真实的事件。[11] 60这就好像孩子对某个故事已经听过无数遍，早已烂熟于胸，却总是要求家长一字不差地重新讲述。[11] 60-61

“七文”以言行事的世界观，为人类展示出一幅奇妙的世界图景（world picture），为人类固有的思维模式打开了一扇窗，让我们至少能够瞥见另一种可能——这正是科幻本身的魅力所在。

说到以言行事，特德·姜的另一个科幻短篇《七十二个字母》（“Seventy-Two Letters”）颇得其妙。小说的核心设定牵涉到“命名”这个最基本的言语行为。正如奥斯汀前例所示，命名乃是一种行为，产生一种效力。特德·姜在《七十二个字母》中借科幻的手段，将这种效力夸张到极致，使语言文字具有了创造生命的能力。小说中，以72个字母驱动泥偶的桥段，当然有希伯来哥连传说[④]的渊源，不过作者将着眼点放在了命名的神奇力量上。主人公罗伯特·斯特拉顿是一位命名师，他研制出的名字能够驱动自动机完成灵巧动作。不但如此，斯特拉顿还和其他命名师一道，寻得了独特的命名之法，能够挣脱预成论的枷锁，最终使人类“成为名字的载体和造物”，得以继续繁衍生息而免遭物种灭绝之灾。[11] 187-243整篇小说颇具蒸汽朋克的味道，弥漫着错列的维多利亚历史，充斥着另类的科学技术观念，还夹杂着浓郁的希伯来古风。而作品给读者留下的最深刻印象，莫过于命名的神奇力量，就好像深深印刻在生命中的遗传密码。

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中，命名往往具有创生的魔力。甚至在神话、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层面，世界本身就是由命名而生的。《道德经》云：“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”。《圣经》亦云：“上帝说，要有光，于是便有了光。”

“太初有言”。[⑤]在创世之初的虚无或混沌中，先有言，才有了物。即便从世俗的常识来看，也不难断定，人类是通过对万物命名来认识世界的。名称，是谈论事物的前提。没有名称的事物，无从谈论，也就相当于不存在，正如乔治•奥威尔（George Orwell）在《一九八四》（Nineteen Eighty-Four）中所描述的“新话”（Newspeak）那样。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则对词语的“能指”与“所指”[⑥]进行了一番关于“以词达意”甚或“词不达意”的思考。[13] 53-64笔者在此并不打算进一步展开词与物的探讨，我们还是回到更为形而上的层面。维特根斯坦（Ludwig Wittgenstein）曾言：

世界是怎样的这一点并不神秘，而世界存在着，这一点是神秘的……

确实有不可说的东西。它们显示自己，它们是神秘的东西……

对于不可说的东西，我们必须保持沉默。[14] 257 [⑦]

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之物不可言说。康德（Immanuel Kant）的物自体（Ding an sich）不可言说。而在某些宗教传统中，神乃不可言说者。

命名为创世之法，那么反过来呢，对造物主进行命名是可能的吗，试图言说不可言说者会怎样呢？阿瑟·克拉克（Arthur C. Clarke）的《神的九十亿个名字》（“The Nine Billion Names of God”）实验了这个想法。故事中，西藏喇嘛租用了一台马克V型计算机，用来计算和列印所有可能的神名。喇嘛们声称：“那位至高无上的存在有许多名字——上帝、耶和华、安拉，等等等等——不过这些都是人造的符号”。[15] 40所以他们为信仰而做的功课，就是穷尽所有可能的字母组合，为神命名。波德里亚（Jean Baudrillard）将其描述为：“通过耗尽上帝的全部能指的方式，一步一步地、一词一词地走到世界的尽头”。[16] 284这是一个创世的逆向过程，当神的90亿个名字被全部列述完毕之时，人事已尽，世界终结。在这篇大师小品的末尾，“穹苍之上，一片寂寥，群星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”[15] 46通篇波澜不惊的叙述，至此猛然一挥，将读者抛在了震惊的虚空。科学与宗教两种世界观的对垒，在这篇小说的虚构世界中呈现出诡异的面目。

《神的九十亿个名字》

很幸运，行文至此，我们的世界尚未寂灭。笔者无法穷尽所有描写语言的科幻小说。更多精彩作品中的更多语言哲思，还在等待着读者不断去发现。

五、余论

语言世界观、语言决定论、语言述行说，这些语言哲思在本文论及的科幻作品中得到了意趣盎然的展现。具体作品于各自不同的设定中，对语言的思考或明或暗、或主或辅、或有心或无意，但都为读者带来了独特的体验与启迪。由此可见，科幻体裁颇善兼容题材。

其实科幻作品在自身的惯例和框架中几乎可以处理任何题材。换言之，题材并不是界定科幻体裁的有效依据。[⑧]因此，大可不必关切某部作品是否“硬核”[⑨]，抑或纠结其所依据和提供的“科学”是否精确可行，甚或将科普之职强加其上。

科幻理应不断超越当下视阈，洞烛幽微、目及高远，以更丰盈的想象力和更多元的思想实验，探索无限之境。

本文原刊于《北华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9年第4期

参考文献

注释

[①]此假说的一个弱化版本称为“语言相对论”（linguistic relativity），认为语言影响思维。

[②]可参考伊斯奎尔语（Ithkuil）。

[③]奥斯汀本人后来放弃了这种二分法，此不赘述，详参其论著。另，performative一词有多种译法，如述行、施行、施为等，笔者倾向于“述行”的译法。

[④]哥连（Golem）是希伯来民间传说中泥土塑成的人形物，可由咒符驱动，以供差遣。这个传说自古而今有诸种不同版本的演绎，各具意蕴。

[⑤] “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, and the Word was withGod, and the Word was God.” 参见John 1:1 (KJV)。

[⑥]索绪尔（Ferdinand de Saussure）将符号看作音与义两个层面的结合，他指出：“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，用所指（signified）和能指（signifier）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。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，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。”自此以后，“能指”与“所指”这两个术语成为了整个现代语言学中的基本概念。索绪尔还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，即“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……更简单地说：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”。后结构主义则进一步将符号任意性推向了表意困境的结论。参见：费尔迪南•德•索绪尔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（高名凯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80年版）第102页；特雷•伊格尔顿《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》（伍晓明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版）第125页；郭伟《解构批评探秘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9年版）第54-55页。

[⑦]译文依据维特根斯坦《游戏规则：维特根斯坦神秘之物沉默集》，唐少杰等译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版第257页。

[⑧]笔者将科幻定义为：“呈现异于现状之无限可能性的杂糅文类，其想象力与科学相关或相似。”关于此定义，笔者另文详论。

[⑨]硬核科幻（Hardcore SF）指题材和风格“典型”的科幻作品，如题材涉及未来科技、人工智能、星际宇航、异域生命、时间旅行等，而文体风格符合“黄金时代”传统科幻作品的规约与惯例。“硬核科幻”及与之相关的“硬科幻”（Hard SF）/“软科幻”（Soft SF）并非定义严谨的术语，含义随具体情境游移不定。笔者意在强调，科幻不应以“典型”“硬核”之名而固守传统题材或拘泥僵化风格。

本文图片来自网络

责任编辑：阳和启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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